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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文大国发所》解析中共国家冠军队运作机制(王宗铭、赵建民) - 尚青论坛 - 言论

    浏览量: 上传更新:2022-11-27

    原题:中国国家资本主义下的政商权力网络:以国资委和国开行的“产融联盟”为例

    摘要(2021年4月15日)

    在近十年来的中国经济崛起现象中,中国大陆大型企业(央企、国企、民企)实力雄厚,走向全球,以央企为主的“一带一路”投资行为,以及后来的美中贸易战与科技竞争,外界关注焦点隐约指向中共在幕后扮演的角色,过去学界对中共、党国、资本主义、中国国家资本主义、中资企业的海外影响力等研究议题的进程再度重新进行评估,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裴松梅(Margaret Pearson)、任美格(Meg Rithmire)、蔡欣怡(Kellee S. Tsai)三人在2020年发表的研究工作手稿《中国的党国资本主义(Party-State Capitalism in China)》 即是一例。

    美国权威中国经济问题专家拉迪(Nicholas Lardy)于2019年出版的专著《国家的反击:中国经济改革的结束?(The State Strikes Back: The End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中指出,2012年起,习近平执政时代进行的“国进民退”已经使得中国经济改革出现了显著变化,对此论点并提供详细的数据支持。本文在此基础上,开始探讨习近平“党管经济”概念的意涵,以及运用结合经济社会学“镶嵌”的中国国企理论,和2008年后新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理论架构来分析,结果发现,自20世纪初期以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与金融央企国家开发银行合作结合形成的“产融联盟”,成为国企运作的中国国家资本主义下的政商权力网络的主要基础。

    本文研究结果认为,国开行与其支持的中资企业在海外的扩张,也就是中资企业并购他国企业或与他国企业合作、和企业集团周界的问题,是本文延伸出来的“权力经济网络”分析架构中可以进一步探讨的课题,有助于厘清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属性,弥补目前学界对中国对外经济影响力研究不足之缺憾。

    在本研究中,作者提出中国企业运作的“权力网络”的特征,分别是:(一)中组部保有对国开行等央企高层人事的任命权;(二)党国透过国资委体现“制高点”;(三)党国保留对金融企业的控制权,掌控最重要银行的大股份;(四)由政府的实体机构,共同推动指导经济的总体计划;(五)国企存在灵活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商业网络。并在章节安排后续去说明,国资委和国开行:国家资本主义的“产融联盟”;党中央保有对央企高层的人事任命权;国资委控制经济“制高点”,国开行协助央企成为国家战略性产业。

    2013年11月中共召开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习近平一度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市场改革的支持者,主要根据是,该文件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允许民企资金入股国企。但另一方面,该文件又强调大型国有企业的作用,希望协助实现“中国制造2025”、“一带一路”等战略目标。同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提出“做大”国企兼并重组和混合所有制的构想。根据拉迪的估算,自2005年至2017年,国资委管理的央企资产总额,从10兆人民币扩张到55兆人民币。在习近平领导下,共产党的领导更加强化,也更为重视国有经济的作用,有人将这种模式称为中国国家资本主义,其中一个重要关键,就是政商的网络关系。

    目前民企虽可入股国企,但仍必须由国企控股。在2015年国务院正式公布国有资产、国企改革方案以及“中国制造2025”前,习近平已完成“做大”国企的布局,银行大规模挹注资金,国开行扮演重要角色。同时,加强要求民企成立党组,扩大对民企的监控,目标包括“中国制造2025”以及“一带一路”,希望增加大型民企海外投资合作平台,协助“一带一路”的运作,提高投资当地国重要战略产业的全覆盖率,弥补国企投资之不足。

    习近平执政后,强调“党管一切”,2019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公报,提出“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下,强化党的领导,进行市场化改革,形成党管(party-in-control)经济,有些学者将之称为“被治理的经济”(governed economy),是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一大特色。

    习近平强调的“党管经济”,和毛泽东时代不同,关键在于国企的强大能力远非毛时期所可比拟,本文将焦点集中在监管国企的国资委,以及提供国企金融支持的国家开发银行(国开行),针对当前国企管理中最关键的权力网络问题,以国资委和国开行的“产融联盟”为例,探讨中国国家资本主义下的运作逻辑。

    本文研究指出,中国国家资本主义企业组织的“网络化层级”,具备党国镶嵌于企业集团经济活动的特质,这种镶嵌关系使得国企具有更多的正当性。以国开行为例,不但高层经理阶层的组织结构受制于党国机制,企业的经营目标,也体现党国利益。

    中国国企运作的逻辑在于,它是在党的领导之下的层级组织,所追求的目标不一定是效率(efficiency),而是效能(efficacy),规模愈大,愈能将外部市场内部化,而其产品的生产、定价,由最顶端的领导决定,形成垄断,层级组织取代市场,回避了国企的所有制与是否要进行市场导向改革的问题。

    政府控制银行和国企,是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核心,国开行是核心中的核心。本文认为,国资委和国开行形成的“产融联盟”,是中国国家资本主义党国机器的枢纽,透过国开行,遂行“中国制造2025”、“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目标。国资委与国开行在2017年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中,目标还包括落实中共十九大和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国企国资改革发展和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要求、促进产融结合。党国透过国资委控制经济的“制高点”,主导发展国家战略性产业,落实国家冠军队政策,国开行则积极支持协助央企发展,主导发展国家战略性产业。

    本文认为,国资委是党国利益介入国企的积极执行者,受党国委托,作为出资人代表,也是党国介入能力的建构者,透过央企重组挑选赢家,组建战略产业及新兴产业,落实国家冠军队政策。另外,国资委还是党国介入投资行为的协调者,调动国有资本,协调不同部门和央企的投资行为,并监管央企并购行为。国资委进行央企重组,由国开行提供融资,扩大央企投资能力,成为国家冠军队后走出去,国资委与国开行的长期密切合作,体现经济的制高点。

    国开行的组织结构,反应当前中国大陆加强党的领导的趋势。在党国利益前,不允许国开行领导层成为党国与国企之间的代理人,国开行领导层的决策与执行,都必须服从党中央、国务院、财政部的指挥,体现“党管经济”的精神。

    国开行不仅协助国企扩张业务,在推动基础建设方面发挥主导作用,产业咨商和合作经验丰富;在中国企业走出去以及推进“一带一路”的过程中,国开行与国内外金融机构有二十年以上的往来经验,成为中国企业衔接在海外并购或投资活动的重要平台,扩大中国经济的影响力。

    (作者王宗铭为中国文化大学国发所博士候选人,赵建民为中国文化大学国发所特约讲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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